贵州旅游游记 贵州旅游指南 在贵州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的招待所里，我问起一个叫格突河地方。“那里去不得，在修路。”回答我的人也许根本想不到，正是这怪诞的地名，才让我和这仿佛处处发霉的小县城有了交集。
政府招待所的门口有一个小广场，它大约是幽闭的县城中最敞亮的所在。左边一座形似礼堂的建筑上还有一颗大气却略显暗淡的五角星，在它照耀不到的铁灰色高墙上，清瘦而多棱角的标语式字体也褪了血色。礼堂里是一家书店，书不多，更显得冷清。广场上人也少，暮色中的影像蒙了尘，声响呛了灰，感觉一阵涩涩的酸苦。后来我到黔东南的肇兴尝试着吃了一种当地侗家称之为“羊瘪”的火锅。当地人把羊胃破开，将里面的草汁制成一种奇特的腌肉调料，要的就是羊肚子里那股苦劲儿。如果说紫云城里街巷尽如羊肠子一般别扭，那眼前的这个小广场可算是巨大的羊胃，也许在某个时期它也曾因为肿胀而奋力地消化着，可如今看来，它干瘪得只剩苦水。
胃在上面，顺着羊肠小道七拐八绕地下了山坡，我来到汽车站对面的一家杂货铺门前询问老板娘道：“你知道去格突河的车几点有啊？”“八点多有一班，车子少，每天就两趟。”“听说那里在修路？”“哪里是修路撒，路早就修好了，没给修路的工钱，他们就把路给堵了。不过也就最后一小段而已……这格突河，其实也不远……你去那里看同学？”“不是，我是去玩的。”“玩？你可得留神点，地方虽然不偏，可就是乱得很……反正你到那里边要打听什么的可得挑着人问！”“哦，谢谢了……”“没事没事，我也是外地来的，看你学生模样，提醒你几句……”我在车站晃悠了一下，一个女的跑过来对我说：“住处找好没的？”我仔细辨认了一下，却是下午长途车上卖票的，我赶紧说道：“住下了，出来吃饭呢。”那女的朴实地笑了两声，倒没有一点跑客运的人固有的干练和狡诈。我又问她格突河的车几点有，她问了一下丈夫，说叫我明早七点来等。
就这样翻来覆去走了几转，却依旧找不到一家像样的饭馆。有一处三角形的场子里满是露天烧烤和大排挡，可惜我再也提不起兴趣来了。在贵阳的时候，合群路上上下下的吃了不少家，也就是尝个新，论起味道来还是粗糙得很。去黔东南之前第二次路过贵阳，本想冲到郊区吃一家仰慕已久的酸汤鱼，无奈当时又拉肚子又发烧，绝望得差点要滚回老家去。这场病也不全是因为贵州饮食方面的混乱，估计格突河的磨难也是重要因素。后来在临出贵州前的从江小镇上还是吃上了酸汤鱼，当然那天半夜又吞了不少黄连素。在紫云的这晚，我花了15元吃了一盘宫保鸡丁，就在这个蓄积着烟灰和油污的场子边一个黑洞洞的屋子里。我心里纳闷县里那些当官的该到哪去腐败。
一夜没睡好。两三点钟还不断有车停进院子里大声招呼着开房。紫云这头卡在荒山秃岭间骨瘦如柴的山羊。它腐蚀的胃它污浊的膀胱它深夜阴阳怪气的呕吐。
第二天起得很早，我不能塌了去格突河的班车，不能塌了回程车，更不能塌了回安顺的车。我打定主意不再住紫云。七点多到了那里，车没来，“八点半以后吧，很快就来了，你再等等！”我等不了了，我便包车去。司机说最后十公里在修路，他的小车开不进，我要步行三公里再搭三轮。后来我发现我实在不该搭出租车，因为它只把我送到去格突河的岔道口，而从县城到那里的班车多得不得了。格突河在八月里要搞攀岩比赛，当地正抢在赛前把土路铺上柏油，而我正赶上这紧要关头。走过三公里泥泞不堪的工地，我发现有两条路分别通往大穿孔和小穿孔。已初步开发的大穿孔便是景区所在地，而我此行的真正目的，书上所描述的神秘穴居部落却是在小穿孔。我便计划先去小穿孔，再徒步两小时到大穿孔，然后在那里搭回县城的班车。要去小穿孔，摩的以路差为由非五十块不走，而步行到那里的时间依当地人说法在两小时至四小时不等。
在我前往中洞穴居人家的漫漫长路上，我遇到了一个开大卡车回山上采石厂运石材的少年。他爽快地让我上了车，而且不要我的钱。“你是个记者吧？”“不是……谢谢我不抽……我来玩的。”“啊？就你一个人有什么好玩的？”“那你们在这里玩什么？”“我不是这里的，我是紫云的。这里能玩什么。”
后来我知道这里的山叫麻山，这里人叫麻山苗，除了玉米，这里不种别的。拿着当地好心人帮忙画的地图，我“顺着电线”走在黄绿色的山峦和坝场之间。山上植被稀疏，日光下一座座排列零乱如麻的山峰绿得有些焦灼。抄了这条近道，我在正午时分在对面山上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半月形山洞，几行电线伸进漆黑的洞里。
格突河，作为一个景区的名字它并不显得友善，它突兀，它荒蛮，它固执。书上的那幅照片也不能给我半点愉悦的感受，倒是它流露出的古怪稍稍吸引了我。然而，我对旅游中探险猎奇的兴趣有限，我偏爱访古寻幽式的静态旅游而非寻求某种刺激或挑战未知领域。尽管我时常在旅行中疲于奔命甚至到了自虐的程度，但那只是在有限的旅行时间和我强大的旅游野心的冲突前我个人势必要作出的一点点牺牲罢了。在变换的景致中徒步旅行不失为悠然自得的享受，但在路途不顺风景平平而对目的地也丧失憧憬的时候，漫长的行程便成了消磨人意志的体能训练，我对之全无好感。
临近中洞的时候，已听到了鸡鸣声，孩童嬉闹声，器物敲击声，声调闷闷的，大约是洞中回音效果分外明显的缘故。一个男子坐在山崖边发呆，并没有看出他和一般山民有什么不同之处。然而他却常年住在那阴森森的洞里，这种想法又让我觉得他必须有什么地方不一样才对，也许他该脸上透着不祥，眼神暗淡无光才对。他们说这里很乱，估计山民好斗成性，那他应该目露凶光才是。我对假想中的他既恐惧又怜悯。穿过一个悬挂着辟邪驱鬼图腾的寨门，便是一丛恬静的翠竹，洞里阵阵凉风吹来，倒是清爽了不少，然而那股洞中才有的阴湿气味也向我袭来。当我看到了一个牌子上写着“打电话处”，心总算宽了些，终究还是有人来的，洞里的人也许多少已经开始习惯不速之客了吧。后来进了洞，看到农家饭馆的招牌，虽然周遭没有一个游人，但心里却觉得自己已不再那么孤零零的。
刚进洞的地方还不时有凉飕飕的水珠滴到身上，真正到了洞里却发现地上异常干燥。由于没有雨水，再加上采光的需要，除了靠边的几家外，洞内房子的屋顶不加瓦片，只用木头架个框架。后来我才了解到，这个村落是六十年代才形成的，当时穷人没有钱盖瓦片，便到洞里建房。好在这个中洞的洞顶足有十多层楼那么高，洞内好比大型的田径场，百来人住进去也不觉得拥挤。然而，凹凸不平的石壁上天然形成的一个个或大或小的窟窿还是让人倍感诡异。村口几户人家已注意到了我，尽管感觉到了他们的目光，我还是不紧不慢地向深处走去。
洞的最里面是一所小学，这在我的导游书上也有所提到。这座学校没有围墙也没有大门，倒是挂了红色的横幅“中洞小学欢迎社会各界光临”。这时有一位身着运动服的年轻女子过来问我要不要吃饭，我向来不喜欢被拉客，就本能地摇了摇头。眼前的这座学校也就两排平房，总共约摸三间教室的样子。教室里日光灯亮着，竟还有零碎的吉他声传来。在操场上转了一圈后，想着时间很紧，我便打算到格突河景区去，看到教室门口站着一个戴眼镜的书生，便向他问路。这时又有好几个年轻人围了上来。原来他们是贵州民族学院的学生，来这里边体验生活边教书。“这洞到头了吧？”“里面还可以爬的。我爬过好几次了，刚刚还进去过一次，很有意思的。”那书生说要领我探洞，我自然求之不得，他便拿了蜡烛和打火机带着我攀上了那满是泥浆的岩石。
中洞小学后面是一个乱石堆积的陡坡，坡顶和洞顶之间黑暗狭窄的未知领域，真的不像是我这种人能够企及的。光亮慢慢退向身后，在前面带路的侗族朋友杨平波表情有些无望。他想点蜡烛，可是他的打火机偏偏打不出火苗来了。他执着地反复尝试，有一次他弄出了微弱的火苗，可没等蜡烛凑上去便熄灭了。
望向远处的洞口，那白茫茫的光线比冬日的薄雾还要冷上几分，从暗处看去有种说不出的疏离。日光用它那一丝孤独的纯粹抗拒着黑暗的侵蚀，把最后的温柔专注地投向那座阴影里的村落。中洞村的轮廓在黑白光影的对比中得到了完美的彰显。村里的房子都已经变得很小了，正午的炊烟从屋顶缓缓溶进天光里，使得光线带着少许的空濛。我想也走了这么远了，要么就回头吧，可他却要我在原地等着他回学校重新拿火来，“很快的”。毕竟从小在黔东南的山里长大，他少了我这个笨手笨脚的同伴，几乎可以沿直线连跑带跳着冲下去。没多久他就回来了，还对我说不好意思。都是差不多大的男孩子，我也不能显得太笨拙了，因此尽管岩石陡峭，我还是硬着头皮跟了上去，心里却是七上八下的：上洞容易下洞难，这石头上满是死滑的泥灰，真不知等会怎么下去。走到了相对平坦的地方，积水又多了起来，蜡烛的光亮有限，因此每步下去都要弯腰端详一下地面。杨平波倒颇有兴致，他带我看了一处洞口，外面是另一个明亮的穿山洞，叫上洞。可惜这洞口开在上洞的洞顶，离地足有几十米高，出去是不可能的。走回黑暗之中，他又用蜡烛指着一个巨大的怪石对我说从这里可以上去，不过他也没上去过。难不成他要我陪他继续深入探究洞内的奥妙？有我在倒不如他一个人来得安全呢。返回的路上也许他才真正意识到了这个伪探险爱好者的疲软。看着他在前面秉烛闲步，而我却在苦苦地用屁股制造一点向上的摩擦力，我只好感叹起故乡单一的地质地貌，“根本就没什么山。”我如是说。
“那些寨子确实很有意思，但像你这样匆匆忙忙的可不行。”杨平波说他们侗寨数过年时最热闹了，那时年轻人都回来了，几乎天天都载歌载舞的。“你一定很会唱吧？”“我唱得不好。”虽然这样说，在我的恳求下他还是献了声。不知是洞里的回声特别好还是当时在黑暗中没有视觉的干扰，反正我是被他触动了。他的声线特别干净，一段柔顺的调子寂静中淌过，人的心里都明澈了许多。
“单唱没意思，回去我找几个同学分声部合唱，这样才能听出点味道来。”结果他不但找人来唱了，还找人吹芦笙，他自己则吹起了一种长得像葫芦的乐器。又说要找两个女孩跳舞。金花正趴在课桌上打盹，茫茫然地被拉了出来；她又去叫桃花，这桃花似乎是对着她长过腰际的头发打理了半天，才迟疑着走出屋来。她们跳的舞并不难，然而她俩手上还有芦笙，脚下忙手上忙气息还不能乱，这恐怕就需要一些熟练度了。
在尽情拍照摄像和录音之后，时间已不允许我再多待下去。在告别的时候，一个留着平头的矮个男生对我说：“你可能还没什么体会，其实我们贵州人特别热情，跟我们交往起来都很简单的。你刚进洞来我们大家都看见你了，他们有人问你要不要吃饭，你大概没怎么理她，她好像心里还有点看法。当然当然，我知道你并不是有心的。后来大家聊一聊，不也挺好的嘛。你大可放心，贵州是比较乱，但山里人都是很朴实的，越是穷的地方他们就越好客。而且时间长了你会发现，跟他们相处很有意思的。呵呵，大家同龄人嘛，我就对你直说了，你别放在心上。”“谢谢你。以后到南京来玩！”虽然嘴上这么说，大家心里都清楚不太可能再见面，临别时反而坦诚。
我脚下轻快，向着洞口明净的天光奔去。我脑子里闪过很多东西，然而它们跳动得太快，让我近乎处在一种无理性的状态。但我知道我被深深地感动了，就像我在来贵州之前无数次想象中的那样，我心中满是温暖。它好比环绕我的光线一般，粘稠如乳。
我想象中的贵州之行不仅穿梭于青山绿水之间，更应该由不一样的人和事串连起来。在到贵州之前我曾仔细收集少数民族节庆的资料，特地赶在六月六这天来到贵阳花溪，因为这里每年都有传统民族歌会。然而我并没有料到一年一度的六月六在贵阳的近郊已变得如同商业演出一般。公园一处开阔的广场上彩旗飘飘，舞台、布景、音响，以及观众席上那一排排身着崭新民族服装，胸前挂着小牌牌的人们，包括场边的公园保安，一切井然。最惹眼的要数那些穿着华丽的民族演员，不时有人要与之合照，问了才知道原来都是城里歌舞团的。
网上对于六月六宣传得甚好，说在这一天布依族的青年纷纷聚集与此，以歌传情。然而现代秩序的介入，却让歌中感情顿失。无论是政府还是媒体还是游人，都在为文化的延续努力着。谁知当脚手架插入沉积深厚的土壤，试图框定那些日趋游离的民族文化的时候，我却听到了沃土下根系断裂的声音。
原生态旅游日渐风行的今日，在电视和书籍上作为贵州面目出现的那种万人穿金戴银的大场面，影射着众人心中那个既淳朴又明艳的大溪地。在距离的烘托下，灯火阑珊处的另一俗世成了无数俗人脱俗的道场。沉醉于旅行中个人观感的行者来去如风，笙鼓齐鸣的荣光惊鸿一瞥，鲜有人在意这楚楚动人的文化布景是如何铺就的。无从推断一场声色味具全的节庆除了季节的流转和人心的寄托之外还需要多少的契机：游客对于欠发达地区一些经济的援助，政府的一纸文案，商业的炒作，等等。
七月末的某一天，在一个光线不算充足的山洞里，金花和桃花二人面对面转着舞着，她们的头发在一片清越的器乐声中伴着节奏活泼地跳动着。两人都不是本村的，身材苗条的桃花头发似乎染过；金花则是苗族，穿着无袖的T恤和牛仔裤，笑得灵气逼人。杨平波很喜欢她，说她在自己供自己读书，而给外界的学者翻译苗文也成为了她一项特别的收入。七月末的这些天里，十七岁还在念初二的她，和大学生们一起成了暑期的扫盲班和补习班里的业余老师，而那芦笙如水洗过一般的音调也开始在山洞深处流动起来。中洞小学里的这群年轻人对于民族文化因为理解而继承，在普通的生活中，他们自然的情绪流露也带着节日的律动。
我庆幸自己坚持去了中洞。它无疑是我贵州之行最闪亮的一点，让我深切感受到了贵州的精髓不在山水，而在山水深处那因为被隔绝而更求直露的情感。之后我出贵州到了广西红瑶山区，两位妇女跟在身后要我雇她带路，因为她们俩的存在，过路村民竟没有人愿意回答我的问路。
“喂，你走错了！”我听到声音从山坡中间的一处水泥台子上传来，几个女孩子在那里笑着。“这条路不是去格突河的吗？”我之前已经问过杨平波了，但他毕竟不是这里人。半晌，她们说：“对！”“谢谢！”我喊着，调子里带着山歌一般的快活。
我通过上洞走到另一个谷地去。路过上洞的时候，我忘了看看洞顶是否有一个黑黢黢的狭小洞口，我在一个小时前曾经和杨平波两个人从那里向下观望。然而此时忙着赶路的我也决不会想到在一个小时后我又回到了这里，这一次我仍没有抬头看看洞顶，因为我已经没有力气抬头了。时间已经过了四点，天色出奇的暗，我在洞口坐下，打手机告诉我妈我迷路了。我告诉她今天我这边一直都没有手机信号，只有在我现在所处的地方几十米之内能找到信号，今晚住的地方也不会有信号。我的声音低到我妈最终还是没听清我的意思，但我不是故意的。
我生平最恨走回头路，更何况是回到那个阴气严重超标的洞中。虽然认识了几位江湖朋友，但毕竟只是萍水之交，眼下闹不好要蹭他们的地盘过夜，实在是潦倒至极。心中阴云密布，天上却已经下起雨来，无奈是典型的贵州雨，下得不大解不了近渴。于是，头重脚轻的我只得低着头踏着小碎步风雨兼程地向中洞踱去。
我在他们几个大学生由教室改造的卧房兼起居室里喝了一瓶多的水才勉强能正常讲话。“路上都没什么行人，女的一般听不懂说话，小孩也没有格突河或者旅游区的概念。”回想自己在不同人指点下在山道上负重折返跑的经历，实在只有心急火燎能够形容。一位念民族学的男生又画了一遍地图，原来有一个致命岔道埋伏在玉米地里，杨平波没有向我解释清楚，我便按照平常的经验直走了过去。“你现在应该还能在天黑前走到景区，那里就会有住宿；要么今晚在这里混一晚，给她一点钱。我们也没法子，已经欠她伙食费了。”听到这话，我心想以前我找农家投宿，包吃包住硬是不要我银子，如今大家也算是同学了，一起睡课桌还谈钱的事，我有一点出乎意料。“你问问她钱该怎么算。”他指的是暑假留在学校看门的一位女教师，她其实就是一开始被我误解要拉我吃农家饭而遭我冷脸的那位。这时只见她嗯了半天，半笑着说她也不知道要多少钱。“这样吧，今晚我请大伙吃饭，前面不是有农家饭吗。”没想到这位老师最终还是把我拉进了个体餐馆。
雨没下太久。大概是太阳的角度变低了，此时的洞中似乎比早前还要明亮些。在学校操场上，“严教勤学，面向未来”的简易字牌下，大小孩和小小孩围在一起跳着圆圈舞。“明天福州大学的人也许就要来了，让他们好好练练。”也许正是因为中洞村地理上的特殊性，它所受到关注着实不算少。希望小学是上海交大援建的，电线也是挪威人捐资修通的。随着今后旅游业的推进，中洞将会迎来贵州大山里面的其他贫困村落无法获得的机遇。
于是在这个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消费能力的村落里开了家餐馆，或者说出现了一个写着农家饭的牌子。可惜这张牌子就好比当时我的手机，在中洞对于本地村民一概屏蔽。游客的概念也许超前了，而那些真伪难辨的“记者”“友好人士”“艺术家”又有多少能足够悠闲地在这里吃上一餐呢？多数恐怕都会像我计划的一样要在当天之内赶回到城里去吧。就如同几个小时之前的我在绿野中快步向前，我脑海里那些纯净的意象刹那即永恒。异乡看客的视角是不负责任的，如果看得太细密，别处的生活也会和此处的生活一样让人重重地喘息。异域的情调不过是瞬间朦胧的感动，只消熬上一顿饭的功夫，生活的酸甜苦辣咸便止不住地开始饱和析出。
杨平波告诉我说他们问了那家店，滚豆鸡一个菜要六十多，而且根本不够这么多人吃，村里有几家养鸡的也都不卖。一个在扫盲班学习的邻村老汉愿意从家里带鸡过来，问我要买一只还是两只。两只鸡要六十，贵得离谱，但想想杨平波他们在这里已经吃了十天的苞谷，我还能说什么呢。
六月六的时候，杨平波他们到附近的水塘镇上赶场，与老乡同吃同醉，难得的热闹与丰盛。平日生活窘困的人们对于这些可以开怀纵情的好日子似乎带着更为难以割舍的寄托，贵州乡下月月有节，周周逢场，榨不出一点油水的日子也就在这大小节庆的支撑下不疾不徐地滑过。都说贵州这边节日多，然而事实上除了节日，这里剩下的着实不多。
还是六月六这天，在贵阳近郊去花溪公园的中巴车上，几位布依族的老太太穿着平整的湖蓝布褂子，戴着传统的黑色小圆帽，笑盈盈地挤在后排。很少看到老年人能有这种甜蜜的笑容，我好奇地问道：“村里也有节目，为什么还要去花溪呢？”“我们愿意去哪就去哪。”老人的回答倒带着几分小姑娘的脾气。在花溪公园的门口，相似装束的老太太围了一群，公园因为举办表演而临时涨了几元的票价让她们难以理解。也有零星的几人狠下心买了门票，她们来到表演结束后空旷的广场上，只见节前新运来的盆景花卉开得正艳。在成排的塑胶椅子上，她们三三两两地坐着，多声部的古老歌谣被她们淡泊而清晰地吟唱开去。这样的曲儿理应绕过一道道山梁，打着旋儿沾着露气，如云朵般舒展而来；此时在水泥地上虽说四下开阔，歌声中却少了些迂回与共鸣。老妇们润泽的声音出了口便焉了，如细线般紧崩着直直地钻入耳洞，转音处似断非断，冰泉冷涩弦凝绝。
好花红哎
好花红哎
好花生在紫泥潭哎
哪朵向阳哪朵红哎
夏日的白昼总是拖得很晚。金花闲来无事，便教孩子们唱起这首歌来。男孩贪玩，围在她身边的竟清一色都是女生，大的十几岁，小的六七岁，一句一句地跟着唱。向晚的日照让卡在窗洞里的玻璃板子更显浑浊，事实上整个教室都很暗淡——除了墙上的国旗和署名黄继光的那句豪言壮语“祖国越看越可爱，为了保卫祖国，我什么都舍得”。墙上还贴了扫盲班学员基本情况表和授课时间表，参加的多数都是中年夫妻。“‘紫’字写错了！”金花指点着在黑板上写歌词的桃花。我看着歌词，金花甜甜的声音翩跹在耳畔，正如浅淡夕阳中漾起的朵朵红晕。
我们就像等待戈多一样等待着两只鸡。在天黑前不算短的那段时间里，我们几个年轻人坐在洞口的山崖边，看着乡亲们背着柴草慢慢走上山来，我们会冲他们微笑。杨平波指着山下某一处说：“那里是下洞，有水，也是好玩的。”“那现在去来得及吗？”“你不熟悉山路，现在太晚了。”我想他此时对我这方面的基本水平应该是更加了解的了。他又问我对贵阳印象如何，我说南明河的水挺急的，不像我们那里的河流死水一般。“那你真应该到我们家那边看看清水江，那才真是山清水秀。那边的山比这边大，而且高。”“在贵阳习惯吗？”“就是有些乱。”“常出去玩玩？”“我们会到花溪去玩。我现在在外面租了房子，一个人好搞创作。”杨平波提到过他是学中文的。
这天晚上洞里没有电。前段时间的暴雨毁坏了线路，至今供电都没有恢复正常。趁着洞里还没有黑透，我们八九个人挤在一口大锅跟前吃晚饭。火光微弱，锅里的海带黑黢黢的。“你肯定吃不惯这些。”“没关系的。只是今天没能请你们吃上鸡，太遗憾了。”浑浑噩噩地把饭往嘴里送，海带的绵延却酿成了我思维的短路。后来我在肇兴侗寨吃传说中的“羊瘪”之时，也是摸黑。两处现实中各自昏沉的所在记忆中却浑然一体，苦得发黑，黑得发苦。
苦涩的不是青草，而是无绝期的单调重复。羊早已习惯了肚子里堆积的苦，然而这种苦味到了初尝“羊瘪”的食客嘴里，却实在是无法习惯。晚饭后我和杨平波的同学们一起走访村民，他们的贫穷让我这个闯入者心中倍增压抑。村里的房子绝大部分都是木头或玉米杆子搭的，屋里中央往往是一个火坑，围着几张凳子，不知是否因为光线太暗，反正我是没发现别的什么摆设。政府曾经在山下为他们盖过砖瓦房，可是工程腐败，房子漏雨无人愿意去住。
杨平波他们来洞里支教多日，却基本上和村中的大人不曾交流过，在洞最深处的小学和村庄之间无形中有着隔膜。这晚的突然来访，显然让村民有些发窘。开始时他们用普通话，后来才慢慢操起了贵州话。大家都客气得很，谈得也空泛。“我们也都是农村出来的。”他们强调着。即便都是农村的，一边是大学生，一边是个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的中年农民，问过去再答回来，论其模式上的刻板程度，归纳总结一下俨然一个数学公式。而我这个城里来的异乡人则因误差太大以至被彻底剔除在法则之外。“孩子到镇上上学了，你们晚上闲下来就过来听课吧。”临走时杨平波还在动员着。
回去时少了两对男女。剩下的同学则在女生床上打牌。其实教室里当然没有床，床是课桌拼的，三个女生和五个男生的分别占用教室的两个对角。我在学校后面洞顶落下的天然水源洗漱过后，踌躇着准备上床。三张课桌合拼起来，今晚要睡六个人。床单被子实在是不怎么干净，在这种情况下我惯常的选择是和衣而卧，不过今天的裤子已经在探洞的时候蹭了一屁股的烂泥，就着样睡下去也不道德。正想着那位念民族学的老兄竟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如果嫌不方便可以到别的教室去脱。我嘴上答应着，心想看来也只有忍一忍自己的洁癖了。
上床没多久，杨平波的一位同班同学也过来躺下了。他聊起自己的诗作来兴致颇高，尽管普通话说不标准，不过读诗的热情倒是充足。只可惜他铿锵的诗句也赶不跑我愈发强烈的睡意。我自然是很累的，但即便困了仍旧无法松弛。我的视线倔强地停格在屋梁之上的黑暗里，我感到了岩石的重量，我甚至嗅到了岩石上浑浊的湿气。
夜里被冻醒几次。不习惯和生人同睡一床被子，只觉得到处透风。我感觉岩洞像是一个巨大的海螺，满是不成调的风声，而那些深更半夜都不停止的鸡鸣犬吠，就如同风中沙石一般含混而粗糙。
第二天早上出人意料地睡到了七点多。大好的阳光照进来，我自然不想再耽搁了。我在屋后找到了看教室的女老师，问她钱的事怎么算。她语气中有些尴尬：“不用了，本来就已经够委屈你的了。”“昨天应该吃鸡的，结果没吃到，这钱就留给你们买鸡好了……要么就当是给学校的一点帮助，知道你们这里也挺不方便的……”我给她钱，她不要。
我问清了路，几个同学又说要送我。还是那首熟悉的芦笙曲，阳光下听来更加清朗。“这次主要时间太短，没能跟你们好好聊聊。”这话挺虚伪的，本来我压根不会计划停留这么长时间。回想前一天的下午，当我迫不得已又重新走向那个巨大的洞口时，心中纵然抑郁，却也夹杂着几分经由旅游的变故而引起的兴奋。我也许需要用这样一种停顿的方式改写我旅行的流水帐。然而停下了，仍需走。我想到了这样一句话，只发生过一次的事就像没发生过一样。我在这里待过一夜，以后却似乎不会再来。我的确得到了很多不一样的感受，有些让我振奋，有些让我惆怅。然而当我进入到这些感受的深层，我所能体察的却只有一种空落落的生疏感。也许这就是我一个看客所能达到的深度。
我和同学们一路没有太多话可以讲。我有些不安又有些激动，在学校桌上留了钱，却又觉得自己没解释清楚。当时偷偷摸摸地留了条，却不知道那位老师的姓名，言语上更是含混不清。答应他们的，请他们吃鸡，后来没吃成，心里一直不舒服，总觉得是当时自己缺乏诚意。我写道“我很感动”，字歪歪扭扭的，没办法，手都在抖。我只是想告诉他们，我真的很感动，不过这种表达方式挺俗气的。
翻过隘口，我望向风吹来的方向，座座山峦此起彼伏如一池吹皱的春水。“这就是我们贵州遍地都是的麻山。”杨平波又一次这样说着。我记得昨日傍晚我们在山崖边曾经眺望它们在雾霭中静默的样子，而此时，它们变得绿油油的。大家在这里停住了脚步，嘴里可以说的还是那几句话，他们说会留在那里看着我直到我拐对了方向。我走了几步又听见他们喊我说前面的竹林寨有狗，进寨先拣根棍子。山路十八弯，等我下到齐人高的玉米地里，透过碧绿的叶尖，坡子上站着的那几个身影重新回到了我的视线当中。我们是大声呼喊着道别的，当时阳光普照着寂静的山谷，我们叫得畅快，声声发自肺腑。
十一黔东南行
贵州花坝游
贵州花坝
贵州黔东南游